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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婚戀節目30年，在私人愛情中尋找公共性是否可能
結婚產業觀察·
2018-09-1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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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7 00:00
2197 當愛情重返公眾視線，當私人生活在社會主義時期之后重新回潮，我們又該如何應對？
當愛情重返公眾視線，當私人生活在社會主義時期之后重新回潮，我們又該如何應對？
騰訊自制戀愛推理節目《心動的信號》海報
“你家有幾口人？”“我家有兩頭牛，三頭豬?！?/p>
這段對話發生在1988年山西電視臺播出的相親節目《電視紅娘》中，如今已經過去了30年?？赡芎芏嗳瞬恢?，《電視紅娘》是中國大陸第一檔電視相親節目，目的是“服務老百姓”，幫助單身人士找對象。在當時，讓百姓在電視上公開相親，將個人私事袒露于公眾視野之下，并非易事。據《電視紅娘》策劃人之一的李忠蓮回憶，在節目開播前，節目組在電視上做了兩三個月宣傳，結果沒有一個人來。
節目做了好多期后，來參加節目的依然都是單身漢，沒有女同志。好不容易來了一位女性，在節目播出之后立刻引起轟動，好多人前來應征。但這位女性卻因此被家長責罵，后者認為她到節目上丟人?？傮w而言，當時參加相親節目的征婚者都有類似的理由：住得偏遠，家中貧窮，又或者是過早喪偶，帶著孩子不好再找，他們都是被擠壓到婚姻市場邊緣的群體。
從30年前婚姻、戀愛等話語第一次以電視節目的形式進入公眾生活，到如今相親節目以及戀愛、交友等變體在中國的遍地開花，參加相親節目的人不似30年前那樣承受被污名化的壓力，相反，男男女女在節目上坦露心跡，直白地表達自己的欲望和野心，激烈地探討他們的愛情觀、婚姻觀以及對于親密關系的看法。
2010年開播的江蘇衛視《非誠勿擾》更是一度在社會上造成轟動和掀起討論高潮，而諸如《請與這樣的我戀愛吧》和《心動的信號》等戀愛交友型網絡綜藝也在近期大行其道。人們關注的焦點已經從最早講求條件的婚配嫁娶轉移到如今講求三觀匹配的和對于微觀互動中心動感覺的追求。圍繞愛情、婚姻和親密關系展開的話語在公共領域中逐漸變得高度可見。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試圖將目光拉遠，將相親婚戀節目近三十年的紅火與波折置于新中國的情感話語脈絡之中，并以此為窗口，窺視在后毛澤東時代，伴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政策，國家從私人生活的逐步隱退如何促進了欲望主體的形成。而當愛情重返公眾視線，當私人生活在社會主義時期之后重新回潮，我們又該如何應對？
湖南衛視《玫瑰之約》
《電視紅娘》：擇偶中的浪漫革命
1979年，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年，新中國最早的征婚啟事刊登在《人民日報》主辦的《市場報》上。9年之后，大陸最早的電視相親節目《電視紅娘》在山西電視臺開播?！峨娨暭t娘》原本是山西電視臺《電視橋》節目的一個版塊，后來因為廣受喜愛自立門戶。
與后來火遍中國的《非誠勿擾》不同，去《電視紅娘》報名的女性少之又少。參加相親的男性均有類似的理由：自身條件不佳，比如經濟困難、喪偶、家在偏遠地區等等?！峨娨暭t娘》的節目形式也頗為簡單，征婚者站在鏡頭前生硬地介紹自己的基本情況，家里幾口人，收入多少等等。
即便簡陋、生硬，《電視紅娘》仍然開了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征婚相親節目的先河，從那之后，各個地方電視臺紛紛效仿，辦起了相親交友類的節目。《電視紅娘》的“出師不利”顯示了在80年代末期的中國，人們仍然羞于在電視上拋頭露面，公然討論婚姻大事，并且參加節目的女性相較于男性，往往承載著更多污名化的壓力。這檔節目的誕生以及之后的廣受好評，指向了市場經濟改革伊始，中國私領域發生的種種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與千禧年之后廣為流行的相親節目不同——城市白領和精英是這類節目的主要覆蓋對象，《電視紅娘》聚焦的卻是農村的光棍群體。
這個群體的感情世界和愛情生活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卻逐漸被拋出主流視線之外。正如人類學家閻云翔在《私人生活的變革》一書中提到的，中國農民的感情生活，是個“被愛情遺忘的角落”。而《電視紅娘》的意義也恰恰在于，通過這樣一檔為人民服務的電視節目，將經歷了市場經濟改革后的農民（雖然大部分是男性）私人生活中的欲望、愛情和對婚姻的渴望首次呈現在公眾面前。
那么，農民的情感狀況和私人生活，究竟發生了何種變化呢？
人類學家閻云翔在黑龍江下岬村進行的田野調查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樣本。在《私人生活的變革》一書中，閻云翔記錄、分析了黑龍江下岬村農民的私人情感狀況在1984年之后經歷了新的發展和變化，這一變化又可被視為市場經濟制度改革之后（在農村這體現為非集體化制度）中國農村狀況的縮影。
國家對于私人生活管控的減弱迅速引發了農民私人生活的變革。
一方面，八九十年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在1983年非集體化期間沒有分到承包田，因此成為了無地勞動力，外出打工而非在家種田成為他們大多數人的選擇。
與此同時，電視機的流行為愛情與親密關系的發展開辟了全新的空間。電視節目將國內外最前沿的生活方式呈現在村民面前，這進一步刺激了年輕一代的欲望與幻想。
閻云翔也觀察到，改革時代的浪漫愛情相較于之前，呈現出更加熱情奔放的特征，反對父母包辦婚事，和喜歡的人私奔的情況時有發生。在1990年到1999年期間，下岬村青年自主的婚姻比例高達76%，與建國之后的十年（1949-1959）的13%形成鮮明對比。
《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1949-1999》
閻云翔 著，龔小夏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12月
通過分析下岬村男女青年訂婚后的行為方式以及婚前性關系的發展、村民表達愛情的的方式以及當地人在擇偶、婚姻方面的理想，閻云翔將90年代末期農村青年在擇偶方面的變化概括為“擇偶中的浪漫革命”。這包括三個方面的變化：
- 首先是戀愛過程中親密關系的顯著增加以及訂婚后未婚夫妻間的密切關系，這伴隨著婚前性行為的逐步普及；
- 其次是在擇偶方面對物質要求的提高以及對理想對象的標準涵蓋了更多個人性格和素質，比如外貌因素，對人的關心與尊重還有表達情感和交流的能力；
- 第三是相較于上一輩，90年代的年輕人傾向于公開明了地向心上人表達感情，而對他們愛情語言最直接和明顯的影響來源于流行文化和大眾媒介。
閻云翔指出，這種浪漫革命的產生與農村年輕人主體性的發展息息相關。對于90年代的農村青年來說，他們的擇偶過程包括將對方理想化、性的激情以及對未來長遠關系的期待這三個要素。同時在市場經濟轉型的大環境以及大眾文化的滲透之下，他們逐漸將愛情和親密關系納入了新文化的理想，他們也逐步具備了實踐愛情理想的能
《非誠勿擾》：欲望女性主體的話語場
在《電視紅娘》開播近十年、千禧年到來之際，相親節目迎來了一次小高潮。
湖南衛視的《玫瑰之約》于1998年開播?！睹倒逯s》效仿臺灣相親節目《非常男女》，每期節目選擇六男六女作為嘉賓，讓他們在節目現場進行對話交流。不同于《電視紅娘》這種“為人民服務”、為困難戶找對象的敘事，從《玫瑰之約》開始，上節目的嘉賓變為經過挑選的、形象好氣質佳的單身男女。
除了嘉賓個人的家庭條件之外，個人才藝展示成為節目最大的亮點?！睹倒逯s》的成功帶動了一大批模仿者，在這個時期，全國共有20多家省級電視臺開始播出電視相親節目。上海衛視于1998年推出《相約星期六》，遼寧衛視于1999年1月開播《一見傾心》，陜西衛視有《好男好女》，河南衛視有《誰讓我心動》，重慶衛視《緣分星空》、四川衛視《特別心動》、湖北電視臺《今夜情緣》……這些名字雷同、形式相似的電視相親節目，構成了上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初的第一次相親高潮。
由于競品逐漸增多和形式雷同，相親節目在2005年之后相繼衰落。
又一次復興是由2010年1月15日在江蘇衛視開播的《非誠勿擾》帶來?！斗钦\勿擾》采取了24位女嘉賓對1位男嘉賓的模式，同時設置兩名場外評審。在節目的前三個環節，每一位上場的男嘉賓都處于24位女嘉賓的審視下，只有在最終環節，男嘉賓具有反選的權力。在開播后的幾個月內，《非誠勿擾》以其有關價值觀和婚姻觀極具爭議的討論（關于拜金、物質主義等種種問題的討論）引發了廣電總局在2010年6月連發文件要求相親節目進行整改。
《非誠勿擾》節目截圖
《非誠勿擾》的紅火再次將親密關系、情感和婚姻等話題推向大眾視野，與此同時，在這一檔擁有24位女嘉賓的節目中，女性的身份和地位也得到了充分的討論和關注。
如果我們遵循人類學家羅麗莎在《欲望中國》（Desiring China）中的研究路徑，將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當做理解后社會主義時期新型主體生成的重要場域和推動力量，那么《非誠勿擾》這一檔相親真人秀所提供的話語場，連同它所引發的激烈的公眾討論，則為呈現當下更為廣闊的社會環境中的性別話語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窗口。
學者Jing Wu在一篇名為《性別位置的后社會主義表達：真人秀約會節目極具爭議的公共空間》的文章中，分析了《非誠勿擾》中體現的性別刻板印象和性別意識形態。
在Jing Wu看來：《非誠勿擾》上眾多女性面對一個男性的這種帶著戲謔和狂歡性質的“嬉鬧”，對根深蒂固的不加反思的父權意識構成一種暫時的干擾和中斷。在《非誠勿擾》的舞臺上，女性通過語言公開表達自己的欲望、渴求以及對男性身體特征的興趣?！拔蚁肟纯茨阋r衫下面的肌肉”，“我喜歡身材苗條的男生”，“我喜歡你的身材”等等諸如此類的表達時常出現，這種對于女性身體特征和女性性欲的公然展示動搖了節目通往婚姻的愛情這一主題。
對于臺上眾多通過節目組精心篩選的、二三十歲的、接受過良好教育的都市職業女性來說，相較于通過一個真人秀節目尋找一位終身伴侶，她們更希望借助這一公共平臺展示自己、或者通過言語表達來顛覆人們對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她們渴望在舞臺上得到男性的關注和凝視，但同時也通過將女性的性幻想與傳統價值觀中性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分離的方式推翻刻板印象。
但值得警惕的是，雖然在《非誠勿擾》節目中，這些自信的年輕女性得以暫時擺脫傳統的以及社會主義時期那種強調集體的、自我犧牲的和公共領域的社會生產的性別觀念，但她們卻很容易陷入市場經濟之后涌入的全球商業文化、消費主義制造出來的欲望及其對于女性的身體與性的規訓之中。
《心動的信號》：新自由主義式的戰場
2017年5月，《非誠勿擾》這檔曾經攀爬至中國電視綜藝史頂峰的節目再次改版。除了觀眾熟悉的“愛之初體驗”、“愛之再判斷”、“愛之終決選”外，24位女嘉賓根據男嘉賓的喜好被分入“心動區”和“觀察區”，“心動區”的女嘉賓通過亮滅燈表達對男嘉賓的喜好，而留在“觀察區”的女嘉賓沒有留滅燈的權利，只能通過調高溫度來表達對男嘉賓的喜愛。在女嘉賓出場時，男嘉賓和主持人位于大屏幕后的第二現場，通過觀看大屏幕上的女嘉賓，為選手進行分區。改版后的《非誠勿擾》增加了男性的選擇權，舞臺上的女性則更像等待被挑選的商品。
然而，經歷七年之癢的《非誠勿擾》似乎也沒能通過這次改版力挽狂瀾。在更新換代迅速的婚戀電視節目領域，《非誠勿擾》已然成為過去式，一批全新的婚戀節目正在慢慢走入公眾視線。
最近，騰訊視頻推出的一檔戀愛社交推理真人秀節目《心動的信號》上線，引發眾人的討論和關注。該節目的版權購自韓國節目《心臟信號》（Heart Signal），節目形式是找素人男女（三男三女）入住信號小屋，在為期一個月的互動交往中選擇自己心儀的交往對象。白天素人們照常上班，晚上回到信號小屋，與室友共進晚餐，并在每晚睡前給自己心儀的對象發送短信。而在場外的明星和心理學家則以觀察員的身份，根據6位素人單身男女日常相處的生活細節、互動程度、語言往來和肢體接觸，進行推理分析和心動連線。
在這檔節目中，《非誠勿擾》那種言辭中心主義的形式已經被取代，口頭語言、文字短信、微表情、眼神交流和肢體接觸共同構成了男男女女互動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在《非誠勿擾》以及其他婚戀交友節目中被首要強調的社會屬性（例如職業、年齡等）在《心動的信號》中被刻意減弱（在第一期節目中，六位素人是在未知彼此年齡和職業的情況下進行互動相處），微觀的互動以及互動中彼此的感受構成判斷是否心動、是否喜歡的核心。正如節目的名字所暗示的，“心動的信號”取代了以往婚戀節目中的外部條件，直觀的感覺和感受成為喜歡的最重要前提。
《心動的信號》海報
相較于《電視紅娘》和《非誠勿擾》，我們可以發現成為公共領域探討主題之一的愛情，正在駛向更加私人、微觀和微妙的領域。在這一領域中，愛情和親密關系一方面不再與革命事業、社會主義事業等宏大話語捆綁，另一方面也逐漸脫離婚姻和門當戶對等物質因素的考量，演變為對純粹私人感覺和欲望的滿足。但有趣的是，節目中將三男三女置于一個封閉的信號小屋并且進行心動連線的設定，強調和突出了親密關系中同性之間的競爭感。為了獲取自己心儀異性對象的青睞，眾人使出渾身解數，將一個情感節目變為一個殺氣騰騰的戰場，在這個戰場中，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也不能退出。
素人男女們努力經營自己的形象，發揮自己的才能，排兵布陣打擊“敵人”，這種充滿火藥味的氛圍一方面滿足了觀眾們的窺私欲和好奇心，另一方面，也確實體現出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之后，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已經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愛情和親密關系。如今，愛情中的主體逐漸轉變為一種新自由主義式的主體，一種“個人企業家”，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技能，各自為戰，在愛情市場上自負盈虧，自擔風險，通過個人努力爭取自己想要的另一半。
回溯中國婚戀節目30年的歷史，我們看到在20世紀后半葉經歷了三十余年國家對個體生活的嚴格管控之后，私人情感如何逐步地、緩慢地向公共領域回流。
在《心靈革命：現代中國愛情的譜系》一書中，作者李海燕指出，在社會主義時期（1950-1970年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私密領域直接受國家監管和調控的情況。情感的集體化是這一時期的主題，愛情于是被迫褪去特殊性和個性化的價值維度，絕對服從于“階級”這一范疇。愛情絕不僅僅是個體與個體之間散發出的心動信號，而是一個社會主義主體和另一個社會主義主體之間在階級屬性上的嚴格匹配。
而這種將私人感覺和情感納入社會主義系統工程并抹殺其個人愛情和體驗的做法，在文化大革命結束、改革開放來臨之際遭到了巨大的反撲。
作家張潔創作于1979年的小說《愛，是不能忘記的》生動地闡釋了這種在毛澤東時代被不斷抑制的個人激情。愛情和欲望，以一種積極且去政治化的姿態重回公眾視野。
正如人類學家馮珠娣在《饕餮之欲》一書中所言，“愛情以一種與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未曾遇到的個人激情的形式返回中心并獲得價值重估的方式?！眰€體的私人欲望逐漸與宏大的國家工程松綁，而國家也漸漸發現，“無論如何努力，都很難再要求個體為了某種更大、更遠的目標放棄他們的非理性沖動、自我的欲望和對于及時享樂的追求?！?/p>
那么，當國家開始從私人生活領域大規模撤離，當個體生活中的自我實現、自我追求、個人欲望被抬高到公共服務之上時，當愛情以日常的、大眾的、娛樂的、甚至消費的面目重回公眾視野時，當平凡生活逐漸取代英雄夢想，當日常話語逐漸取代宏大敘事，在私人愛情中尋找公共性是否可能？
正如李海燕在《心靈革命》一書的結尾處所寫：“后毛澤東時代重新連接心靈的潮涌，能否引發一種公共空間的興起？在其中，政治不再是個人的私事，生物學或民族性不再是注定的命運，自我表達則足以催生文明社會的藝術和世俗的理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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